法律战胜人情与社会舆论的经典案例
作者: 发布时间:2018-11-06 来源:本站 点击:

  前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被告人孙伟铭一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案因一审被判死刑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议论。去年12月14日,孙伟铭无证醉驾别克轿车,先后撞向对面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造成4人死亡。今年7月23日,成都中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死刑。孙伟铭不服判决,当庭提出上诉。后来孙父多方筹集100万元赔款。

  从人情来说,孙伟铭无证醉驾连夺4命,无异于杀人,按中国传统的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观念来看,孙伟铭必死无疑。特别是从无辜的4个死者的家属来说,不杀不足以泄恨。中国是一个人情的社会,讲人情有优点,人和人之间多了一些纽带。但这也有缺陷,讲人情多了,会忽视法律和公平。中学课文中有选自《左传》的《曹刿论战》,其中有段关于是否有条件与齐国开战的著名的“何以战”的精彩对话,其中,鲁庄公回答曹刿时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曹刿说:“忠之属也,可以一战”。对于“情”字,一般理解为“实情”,但笔者认为这不妥的,因为其前还有几个字即“虽不能察”,既不能调查了解,又何来实情?因此这个情应为人情,至少有人情的因素在内,当时还是奴隶制社会,这样做也不足为奇的。鲁庄公在当时注重人情也算不错了,这也是可以收买人心的。

  从社会上说,社会舆论对孙伟铭也相当的不利,无论网络调查还是一些评论,认为该判孙伟铭死刑的要相对多一些,虽不是一边倒的舆论,但这样的调查结果还是会影响法官的裁判的。因为法官也是人。在西方国家,法官的形象是一群孤高的掌握大权的人。但在中国,如孙伟铭案,要说此案一审的法官没有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恐怕很难说。

  但在法治社会里,最后还是要撇开人情与舆论让法律来决断的。笔者也算学了几年法律,并考了一个律师资格,看了孙案,学习了有关的法律和法理,觉得在法律和法理上,孙伟铭确不该死。这至少有以下三点理由:

  首先中国是一个法律统一的国家,对于主要犯罪情节相同或相似的案子的判决不能畸轻畸重。如类似的案子,在杭州是以交通肇事罪判的,其判决书上说:胡斌(案犯)无视交通法规,案发时驾驶非法改装的车辆在城市主要道路上严重超速行驶,沿途时而与同伴相互追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犯罪情节严重,应从重处罚。但却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

  其二,从现行有效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是支持对孙伟铭不判死刑的。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过一个司法解释,把无证、醉酒乃至驾驶安全机件不全的机动车都归入了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的范围。孙案的特别之处在于孙伟铭长时间并多种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的行为,法院认定孙对自己的行为持“放任”态度,因此孙案虽然具有典型意义,但是此案并不具备明显的可复制性。单纯的无证、醉酒、超速甚至逃逸在没有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仍然应当按照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为宜。否则有重刑主义之嫌。

  第三,我国死刑政策是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从孙伟铭的悔过情节看,虽然他很可恶也很可恨,但他既不属于自杀找人垫背型,也不属于报复社会型,与恶性故意杀人案区别很大。即使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名成立,判处死刑也有些量刑偏重,判处死缓、无期或者15年徒刑,给他一个改过机会,一样可起到警示和教育的作用。宽严相济的思想,中国古代也有:“峻法严刑,非帝王之隆业;有罚无恕,非怀远之弘规。”(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另外,孙长期无证和醉驾是与成都当地交通主管部门的失职有关的。现在所有问题都让孙一个人来扛确有点不公。总之,不杀孙是符合我国《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的。

  还是在前天,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对醉酒驾车犯罪的有关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这类案件的定罪和量刑问题统一裁判标准。今后,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即应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此案虽这样判了,但笔者认为其并不具备判例法作用,因为中国是不承认判例是法律的,这与英美等判例法系国家有区别。今后此类案子怎么判还要看前天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布会的说法下什么样的文件。

  法律之外,还有的细节令人感慨。前日,据现场的媒体记者介绍,二审审判长宣布结果以后,孙伟铭当庭大哭。宣判后记者庭外采访受害者家属,他们表示接受判决结果。看来以法为衡,情法舆论三者在此案中求得了平衡。也许,孙伟铭的眼泪是人情、舆论和法律三者平衡的结晶吧?!但愿今后不再有这样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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